永定是早期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

永定是早期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

□卢加万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内容丰富，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早期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内容主要包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党指挥枪”“土地革命路线”“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

永定是早期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曾二进永定，时间长达80多天。1929年5月，毛泽东首次入永，历时12天。期间，他率领红四军分兵游击，配合地方武装扫清反动势力，建立红色政权，开辟红色区域，促进推动永定苏区党建、土改、经济等各项事业发展。1929年8月，毛泽东再次入永，历时约70天。这段时间，他一边治病休养，一边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分析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认真思索如何解决红四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等问题。毛泽东在永定的重要革命实践活动，为早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永定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重要实践地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就在实践中创造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这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诀”战法，是中国革命战争初期游击战争的普遍性指导原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毛泽东初进永定是“三打龙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四渡赤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充分运用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典型战例。

1929年５月23日拂晓，红四军兵分两路合围龙岩城，守敌抵挡不住，节节败退，夺路而逃，红四军二次入闽首战告捷。毛泽东和朱德为了诱敌归巢，消灭闽西国民党势力，扩大红色区域，当天傍晚率部主动撤离龙岩城，挥师永定，同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会合。

毛泽东在1929年6月1日《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因永定有郭凤鸣部黄月波团，有迅速击破之必要。……我军现在永定分兵各县城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帮助革命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并去发动群众斗争的新区域，消灭国民党势力。”是时，永定是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师张贞部的后方总兵站，守备虽无重兵，却是其软肋之要害。而且，永定与粤东相邻，攻占永定，必定波及广东，影响更为深远。毛泽东率部攻取龙岩之后，却不留驻龙岩，转向永定，是非常高明的决策。

按照“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原则，敌人溃退即穷追不舍，击溃敌人即分散到各乡村发动群众。毛泽东形象地把游击战术比喻为渔民撒网，“分兵如撒网，以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收兵如收网，以聚集力量打击敌人”。

5月24日，红四军进抵湖雷后，为了牵制和阻击广东方面的敌人，立即派出第一纵队开赴陈东、岐岭、古竹、下洋一带，扫清当地反动势力，迅速打开了金丰地区的斗争局面。

5月25日，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攻克永定县城，驻城国民党残部逃往峰市。红军配合地方武装乘胜扫清了下溪南一带反动民团势力。

5月28日，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回师湖雷，下午分兵到堂堡河坑、中村、下村一带活动。29日，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回师坎市，第一纵队也从湖雷开往坎市会合。尔后，红四军各部在坎市、培丰、高陂一带乡村分兵活动。6月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再次攻打龙岩城告捷后，又随即主动撤离。与此同时，红四军第一纵队开往虎岗，第二纵队开往高陂，随后，出击上杭白沙，大获全胜。

６月17日，毛泽东、朱德在新泉驻地得知陈国辉主力全部返回龙岩，歼敌时机已到，遂决定奔袭龙岩，于６月19日拂晓发动猛攻，全歼敌第一混成旅驻城主力2000多人，彻底消灭了陈国辉反动势力。

红四军三克龙岩，成功运用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使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比井冈山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红四军前委指挥部旧址赖家祠

二、永定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初步成形地

众所周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这是红军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

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时，首次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1928年4月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圩，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929年初，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官兵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行军作战，生活上不免马虎，随处大小便或光着屁股洗澡也在所难免。毛泽东担心这些不雅的行为引起群众不满，于是又加上两条，这就是“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5月23日，毛泽东率部攻克坎市后，宣传队立即在街头巷尾大量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广泛宣传红四军的宗旨和纪律，还在裕源店三楼楼厅上写下了“三条纪律八项注意”。

除坎市“裕源店”外，虎岗虎东“光裕堂”一楼中厅墙壁上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红四军宣传队写下的《红军纪律歌》。1929年6月3日前后，红四军第三纵队再次攻打龙岩时，第一纵队即在虎岗等地活动，红军宣传队在此题写标语正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条红军标语和“裕源店”的比较，除结尾仍写“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外，其他内容完全相同，也增加了“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两条。究其原因，应当是红军宣传员习惯原来的“六项注意”笔误所致。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初步成形地问题，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叫《“八项注意”诞生记》，说是红四军来到新泉，毛泽东得知有人在温泉赤身裸体洗澡，于是加了“洗澡避女人”等两条。

这个故事的时间，最早的版本是1929年6月10日，这明显在1929年5月23日的坎市之后，是站不住脚的。后来的版本，把时间提前到5月份，而根据《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年）以及《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蒋伯英著）等权威资料记载，毛泽东二进闽西初到新泉是1929年5月21日，但红四军大部队急行军日行百里，当时只是经过新泉，并未停留宿营，内容明显不相符合。

据考证，这个故事最初的由来，是90年代初，著名作家张惟编排话剧时，为了使剧情更加丰富添加的，此前官方资料并无记载。而“裕源店”的“八项注意”，在《闽西人民革命史》（2001年版）和《永定人民革命史》（1989年版）均有详细记载，为蒋伯英等省党史权威专家所认可，也是目前所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的原始文字见证。

坎市裕源店的“三条纪律八项注意”

三、永定是《古田会议决议案》草案拟写地

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第一次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当时党和军队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是我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党内的错误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南昌起义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1929年5月28日，毛泽东在湖雷庆兴寺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党的工作范围”展开讨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过于集中？是否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要不要成立军委？这些问题都直指毛泽东。会上双方争论十分激烈，甚至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毛泽东坚持真理，否定重新成立军委的意见，认为成立军委是与前委“分权”的形式主义，下级伸手跟党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会给军队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由于军情紧急，会议无果而终，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矛盾的总爆发点。   

当晚，红四军移师堂堡，在居易楼继续召开会议，矛盾更加扩大。紧接着，争论持续到上杭白砂、连城新泉，直至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依然未能弥合分歧。当然，也正是有了这场广泛而热烈的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才有了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也才有了后来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的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湖雷会议为我党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雷会议后，红四军党内争论日趋复杂激烈，以致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领导岗位。此后，由于身患重病和国民党对朱毛红军和闽西苏区展开“三省会剿”，毛泽东遂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永定，一边养病，一边调查研究，认真思索如何解决红四军的内部矛盾。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到永定休养，是因为在当时，永定是闽西苏区革命力量最为强大的地区之一。1929年8月间，永定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红色政权，土地革命也已普遍完成，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极为拥护。

8月21日，毛泽东来到金丰大山牛牯扑，起先住在华兴楼，后来出于安全考虑搬到青山下竹寮。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但环境清新优雅的竹寮，他知道牛牯扑还有一个名字叫“饶富峰”后，饶有兴致地给竹寮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饶丰书房，并且自己题写贴在门额上。

这是毛泽东戎马倥偬的革命岁月里极其难得的相对清净安定的时光。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找到的各种书籍报纸，常常点着油灯通宵达旦书写各类文稿，努力思索如何解决红四军的内部矛盾,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79年7月12日，《福建日报》刊载了当时在金丰大山经常被毛泽东接见的张鼎丞和谭震林的署名文章《红旗跃过汀江》，文中说“为了系统总结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到1929年12月两年多时间红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粟裕同志率领部队的保卫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永定、金丰、湖雷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并在牛牯扑竹寮里着手起草古田会议决议草案”。

根据张鼎丞、谭震林等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饶丰书房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初稿，以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案》）草案的若干章节。

毛泽东在1961年3月13日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

后来，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校订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时作批语说，“此文是在1929年写的……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

毛泽东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所作批语

四、永定是中国土地革命摇篮

土地革命战争，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土地革命，特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早期影响较为深远的土地法令主要有《没收土地案》《溪南里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等。

其中，从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1928年8月颁布的《溪南里土地法》，在全国首创“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的溪南土改分田方法，因为“简单明了、合情合理、切实可行、利于生产”等优点备受毛泽东推崇，后来与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和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的正确部分融为一炉，成为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的一部分，为党最终确立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26年初夏，中共永定支部成立后，闽西各级党组织纷纷成立，确定了“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的行动方针，迅速组建精干队伍，深入农村基层，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唤醒劳苦大众，于1928年先后领导农民举行了声震八闽的闽西“四大暴动”，揭开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序幕。

除闽西“四大暴动”外，1927至1929年间，中央苏区地域范围内的赣南、赣西还举行了万安暴动、永丰暴动、寻乌暴动等九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基本都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割据区域，政权或者很快垮台，或者岌岌可危，后来大多转变为游击战争，土地改革基本没有开展，土地革命只停留在口号上。这其中，只有永定暴动是个例外。

永定暴动后，中共永定县委立即从暴动队伍中挑选了200多人，在金砂金谷寺组建了福建第一支红军队伍——溪南红军营，随后成立了福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为土改分田运动全面深入开展提供有力的武装保障和坚强的组织领导。

怎样分配没收的土地？进行土改分田在闽西是第一次尝试。“八七”会议以后的党中央，对此也只提出过原则性的口号。至于如何没收与分配土地，中央和省委都还没有具体的纲领。尽管如此，张鼎丞、邓子恢等依靠群众的创造性，深入调查研究，终于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分配政策。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七点：

（一）所有土地都应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自耕土地多一点不动；（二）土地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贫农、中农一样分；（三）分田以乡为单位分配；（四）分田的界线，应按照各乡农民原来耕种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在外乡的耕地归外乡去分配；（五）按各乡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六）山林归各乡各村公有；（七）水利灌溉按照旧例，水随田走，不公平者，个别调整。

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依照这一政策，首先在金砂的古木督、卓坑源、樟塔三个村（乡）作试点，随后在全区推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区十三个乡约2万人口，就胜利完成了2万多亩土地的分配工作。

溪南土改分田，是在毫无前人经验、困难重重、敌我斗争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开展的。张鼎丞、邓子恢紧密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反复进行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土改分田方法，并于1928年8月形成《溪南里土地法》，用法律条文形式予以颁布。

1929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永定县城赖家祠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听取张鼎丞有关永定暴动等情况汇报，对溪南土改分田运动的成功经验大为赞赏。

１９２９年7月２0日，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充分肯定了永定暴动的经验和意义，认为“永定暴动后，闽西即开始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实现党的土地政纲，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拥护之故”，指出这一经验是“最值得各地效法的”。会上，毛泽东对溪南土改分田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溪南土地的“解决办法最好，值得推广”。会议制定颁布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总结了闽西（主要是永定溪南区）的土改分田经验，同时吸取了毛泽东等在井冈山和兴国的土改分田经验，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政策。大会总结的“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的土地分配原则，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六大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

此后，1930年3月在龙岩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了《土地法令》；1930年6月，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主持召开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闽西土地分配原则在“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的基础上，新增了“抽肥补瘦”的规定，完善了限制和削弱富农的政策。至此，闽西土地政纲的基本原则已经大体确立。

1931年春，毛泽东在总结各根据地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其中，“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等内容，和溪南土改分田办法“土地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贫农、中农一样分”是一致的。溪南土改分田运动的实践和经验，为我国土地革命斗争找到了落脚点和归宿点，为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内容，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张鼎丞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和土地人民委员（部长），使张鼎丞等人创造的溪南土改分田经验在整个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溪南区竹三乡苏1929年发给张广增的土地证--文照

五、永定是毛泽东合作社思想最早实践地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发展合作社列为十四件大事之一，这是毛泽东最早的合作社思想。

毛泽东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农民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民办合作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福祉。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毛泽东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一再指出根据地要进行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批评把经济建设和战争对立的错误观点，提出要通过组织各种合作社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同时，苏区的经济血管，一切必需生活的供给，完全只有靠‘消费合作’，‘粮食合作’，‘生产合作’来担负非常艰巨的支配任务。”因此，客观上合作社经济也为工农运动、为革命战争服务。

1929年初，毛泽东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地方赤卫队，建立各级革命政权，逐步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其合作社运动思想的传播和实践培育了良好的土壤。

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摧毁革命根据地，扼杀红色政权，对根据地开展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苏区民众农业生产困难，工商业衰落，给中央苏区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与此同时，商业资本的残酷剥削，更是扰乱了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使苏区人民在贸易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苏区各县所产的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无法在区域内部消化，同时也无法购买或交换一些本区域无法生产的工业产品。这些物资供求矛盾导政了严重的“剪刀差”问题，给苏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影响，阻碍了闽西农业的生产，也使商业遭受极大的挫折。

面对严重的“剪刀差”问题，1929年9月，中共闽西特委发出了第七号通告，要求“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奖励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所剥削，则农村储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

1929年11月，闽西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强调创办合作社的问题，指出“解决赤色区域中剪刀差现象的特殊经济问题，成为目前闽西党当务之急。……各级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决痛苦，在目前应努力帮助建立合作社之组织”。

于是，在闽西特委的倡导和组织下，永定太平区和丰田区率先响应，于同年10月至11月相继成立信用合作社，它们和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红色信用合作社。随后，各地纷纷仿效，涌现出犁牛、粮食、生产等各类合作社，毛泽东的合作社运动思想在闽西得到广泛推广、蓬勃发展。

永定成立的红色信用社在各类合作社中最具代表性，具有创办时间早、全方位覆盖、持续时间长、留存实物多、贡献作用大等特点，为当年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抵制高利贷剥削、发展生产和对外贸易，以及改善群众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还为后来建立闽西工农银行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2月15日苏维埃政府特许发行的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壹毫纸币（正面）

六、毛泽东和永定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萌生于建党前，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展现出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巨大威力。它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第一节“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中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领导岗位，第一次长时间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队伍，再次来到永定，一边休养治病，一边调查研究，访贫问苦，零距离和人民群众朝夕相处，结下了鱼水深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8月2日进入永定以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大多住在金丰大山密林深处的一些小村庄里，由当地党组织安排可靠的群众照料食宿。

9月17日，当地民团发觉了毛泽东的行踪，纠集近千兵力扑向牛牯扑。赤卫队员陈添裕情急之下背起毛泽东，倒穿草鞋，狂奔十余里山路到达雨顶坪，终于使毛泽东安全脱险。

10月5日，毛泽东经堂堡竹林馆前往合溪溪南村石塘里，组织上安排赖德轩、孔金梅夫妇和湖雷区委书记熊炳华、赤卫队员熊华荣等沿途护送。途中遭遇民团跟踪追查，一行10多人躲进一涵洞，因出生不久的儿子啼哭，孔金梅急用胸部捂住儿子嘴巴，致使婴儿意外窒息而死。

由于深山老林缺医少药，毛泽东身患重度疟疾，上吐下泻，忽冷忽热，急得贺子珍团团转。阮山赶快请自己的舅舅当地中医吴修珊前来诊治，服过两剂中药后，毛泽东病情大有好转。后来到了合溪，区委书记赖连璋又请来当地中医赖丰庆，继续为毛泽东诊病治疗。在他们的精心调治下，到离开合溪前往上杭时，毛泽东的病情已基本痊愈。

毛泽东不但重视书本学习，而且重视社会实践，多方了解社会和民生疾苦。在牛牯扑期间，他经常深入澎坑、白腊坑、万里石等附近村落访贫问苦。他化名“杨子任”，人们误认为是姓杨的“主任”，都亲切地叫他“杨主任”或“杨先生”。

师俭楼下厅堂曾摆放过一张四方桌，当年照料毛泽东的吴细妹在厨房备好饭菜或煎好中药后，就端到这张四方桌给毛泽东吃。当时没什么菜，吃的最多的是白水豆腐汤。毛泽东很喜欢小孩，经常和孩子们开玩笑。有一次，吴细妹把自家的老母鸡杀了给毛泽东滋补身体。毛泽东担心孩子们怕吃辣，就把鸡肉撕细了泡水后给旁边玩耍的孩子吃。离开合溪时，毛泽东送了一张照片给吴细妹，答谢她的的细心照顾。解放后吴细妹看到这张照片，才知道当年照料的是毛主席。毛泽东用过的四方桌一直传用至1978年，在永定县革命纪念馆筹建期间，由县化工厂工作的吴细妹的孙子赖海生捐赠收藏。

1951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亲自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当年救过他的陈添裕和经常护送他的短枪班班长马永昌烈士的妻子刘富娣参加国庆观礼，并深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金丰大山，忘不了永定人民，忘不了闽西老区呀”。

毛泽东旧居合溪师俭楼

【主要参考文献】

[1]福建革命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2]闽西革命根据地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M].1991.

[4]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M].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5]蒋伯英.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M].2009.

[6]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M].1993.

[7]永定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M].1989.

（卢加万，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馆长，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闽台客家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通联13507523070，64997187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