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商印 见证百年客家商帮发展史

近日，一部热播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引起了人们对明清时期各大商帮的关注，一时间，徽商、秦商、粤商等中国十大商帮的传奇历史再次被炒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

　　由于对外通商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粤商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在这其中，就有来自梅州的客商的身影。

　　

客商，广东“四大商帮”之一，以特有的“儒商”气质、崇民务实的经营之道闻名。从罗芳伯、姚德胜、张弼士，到今天的曾宪梓、田家炳、梁亮胜等，都是杰出客商的代表。在这些商人经商的过程中，需要信用的凭证——印章，这也是他们留给后人最好的见证。一枚枚精致的印章，是客商对诚信经营的坚守。

　　客商抱团发展、仕商相济

　　“这些商印就是海内外客商在明清时期至近代所用的商印，包括店铺号印、商业广告印、商用装饰印等，一枚枚商印见证了百年客商的发展历史。”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展示着一批特别的藏品——客商商印，馆长魏金华正在给参观者认真讲解。

　　透过玻璃罩，可以看到一枚枚精致小巧的印章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一起，这些印章形状各异，有圆形、三角形、方形等，细看内容，刻满了文字或花纹或图案。刻着文字的一般是店铺名号，如“长年堂”“李云记”等，“这些店铺名号印章中，有不少是有多国文字，这说明这个店家的生意跨国了。”魏金华说，而刻有花纹或图案的印章则一般是广告印章。

　　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收藏的这批商印为明清时期至近代。

　　手持这些商印的商人在以前，大多以团体的形式出现。

　　“士农工商”，在以前，商人地位较低，往往都是抱团发展，由此产生了“商帮”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是长期“重农抑商”统治体制下形成的畸形商人集团。“商帮”或以业务关系结成，或以地域划分，比如从事长途贩运、流动于江河湖海者结成“船粮帮”；用车载马驮者结成“车帮”“马帮”等；城市里的商人一般按地域结帮，如“潮帮”“福建帮”“川帮”等。

　　“商帮”中的商贾联系紧密，在艰难的环境中谋生存，既和官府周旋，又和外帮相争。明清以后，“商帮”以地域帮最有影响，明清至民国初期，纵横中国商界的有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广东粤商、山西晋商、安徽徽商、陕西、福建闽商、江西赣商、江苏苏商、浙江浙商、山东鲁商等。

　　作为广东四大商帮之一的客家商帮，在明清时期就已漂洋过海到世界许多国家经商。1840年以后，客商足迹逐渐遍布全球，并且诞生了不少佼佼者，张弼士便是杰出的客商代表，他下南洋办实业、搞航运、开铁路，创立了历经百年不衰的“张裕葡萄酒”著名品牌。在魏金华看来，谈起客商，就离不开客侨，“在客商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华侨，客商在近现代的历史也几乎是客侨的历史”。

　　“学而优则仕”是客家人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因此，从商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而是无奈之选，哪怕从商了，日后有机会也是要“以商入仕”，这是客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明显特点。

　　张弼士初到南洋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说明在他的观念里，走上仕途是他的愿望，而后来他也如愿“仕”“商”相济，成为面见慈禧太后时享有免跪特权的“红顶商人”，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

　　商印材质、形状、种类繁多

　　客商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遗存了众多文物，其中比较能代表客商文化精髓的就是客商用印。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收藏的商印中，有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形状，各式各样，每一枚都能代表了使用者对客户的诚信诺言。

　　“所谓‘商印’，指的是客籍商人经营商业活动使用的印版、印章的实物遗存。”梅县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朱迪光介绍说，商印流传有上千年的历史，从明清时期至近代达到了鼎盛阶段，它是研究客家近代城市史、商业史、印学史的重要文物。

　　据魏金华介绍，商印材质繁杂，主要有：铜质印，有青铜、黄铜之分，一般是铜合金，性较稳定，以铸印法和凿印法制作而成，印文皆端凝稳厚，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玉质印——玉质质地坚实致密，分硬玉、软玉两种，以玉材治印，印文挺拔刚健，别具韵味。

　　“商家普遍还是选用牛角刻印，牛角分水牛、黄牛两种，水牛角为灰白色，黄牛角为黑色。性如象牙，但日久易变形，易为虫蛀蚀；木质印指以树木为商印材料者，传统木印有黄杨木、紫檀木、红木、梨木、乌木等。”魏金华说，石质商印品种为最多，石材中以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为多，明、清以来举世闻名。

　　由于商业用印在商户的日常经营中使用频率高，易造成损坏，而且商户多选用木质、角质、石质等材质作为商印材料，而木易腐、角易蛀、石易碎，因此，商印留存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收藏展览这些商印的重要原因，希望更多人关注客商发展史。”魏金华说。

　　商印除了材质繁多外，种类也包罗万象，包括了店铺号印、商业广告印、商用告示印、商用装饰印、地名印、水客侨批印、商号名称印、模具印、人名印、外文文字印等。这些商印在商务活动中作为信用凭证，具体表达商铺类别、商业活动特点，展示商业形象、强化商品标识、追求广告效果。

　　在两个商业广告印里可以看到，分别雕刻着“男女老幼奇难怪症”“百草丹膏丸”这几个醒目的大字，这是梅县客商陈龙标药铺的医药广告印版，从这两块广告印版的材质、形制、雕工、字体、包浆及印版内容上综合分析，应为清代晚期作品。

　　“从这个印的内容可以看出，陈龙标医寓医治范围广泛，概括了男女老幼、四季疾病，重轻病症等，有点神乎其神，突显了梅县当时在医药行业中的激烈竞争和各家店铺老板的竞争手段。”魏金华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梅县商业的发展史，而且每一方商印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了解商家的生平、经营道路、爱家、爱国的思想这是第一手资料，且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华，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人文历史、弥足珍贵。

　　为商业史、民俗学研究提供依据

　　商印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发展历史，是见证当地的商业史、家族变迁史、民俗民风史和雕刻艺术史等的实物载体。

　　“这些商印在商务活动中作为信用凭证，具体表达商铺类别、商业活动的特点，展示商业形象，强化商品标识，作为体现这些功能的实物，它的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朱迪光说。

　　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广东沿海地区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商业开始崛起，鲜明反映了沿海地区演绎的海洋商业文明史。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列强入侵、渗透，自然经济开始分化瓦解，商业在客籍地迅速发展。

　　“潮盐大量驳运到梅州兴宁，以兴城盐铺街为中转站，转销到粤北各地和赣南13县，年销量已达250万吨。”魏金华表示，到清末民初客籍商业贸易集市日趋完善。据记载：民国初期梅县有36堡、30个圩镇和小市，梅城有店铺1000多间，每逢圩日，市面繁荣热闹非凡，主要经营服饰、布料、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文化用品、肉类、食品餐饮、钱庄、古玩、典当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现存的一些客商商印，不少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实物，它为我们了解、研究客商商业情况提供了实物凭据。”

　　在魏金华收藏的商印中，有不少来自客侨的印章，这些印章里蕴含的民俗文化也是极为丰富的。“在研究侨批封时信封正面，都有‘对角’印章，一般位置在侨批封正面右上角和左下角，内容有如意、吉祥、吉星、福星等，这就为民俗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在“印学”方面，商印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印章称谓很多，在同一型印章、内容不同的“套印”，只能在商印中出现。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内，梅州客商商户清代早期使用的商业“套印”共有33枚，外形均为书卷形，印文内容各不相同。“商印以实物的形式填补了印章‘套印’称谓的一个空白。”魏金华说。

　　商印不仅具有史学研究价值，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因为它集书法、篆刻等特点。

　　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原本是一种流行于宋代的“国朝官印”字体，主要用于印章镌刻，其笔画折叠堆曲，均匀对称。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内有这样一枚九叠篆商印，该商印选用木质雕刻，仔细欣赏它的每一笔画的折叠处都是90度角，“宝”字是上下结构的字，采用九叠篆时，将宝盖头大胆夸张，两边笔画大幅度下拉，“宝”字就呈全包围状了，再将“玉”字作六叠之拐，“宝”字显得饱满方正。

　　“可见刻印人深知汉字的笔画布局特点，构思时注重折叠笔画恰到好处，保持笔画间距的相等，灵活地对笔画简略的字适度变形，修框平不规则笔画的走势，强调整体效果的和谐，让人看后赏心悦目。”魏金华醉心于研究这些收藏，在他看来，这个印章既可用于商业事务，又不失为一种难得的工艺作品。

　　商业用印，种类繁多，印面雕刻各不相同，每一个印章、印版都宛如一个精美的艺术品。雕者创新的设计、巧妙的构思、刀法细腻、线条黑白互补充分体现了审美情趣，使人产生美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