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1928年6月底7月初,张鼎丞策划并指挥了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永定暴动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报复张鼎丞,派兵多次焚烧他家的房子,当时就烧得只剩下一段宽约1米,高不足2米的残墙。新中国成立后,乡亲们多次建议张鼎丞重修他家的房子,但他始终没有同意。1964年8月,永定暴动纪念馆准备重建他家的房子作为纪念室。张鼎丞知道后说:“我过去在金砂住的房子,根本不应该考虑重建。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而绝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更不能为自己服务。任何时候都应当以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说如果确实需要纪念的话,只要立个说明牌就可以了。所以,他的故居今天仍然只有一面残墙。 这面残墙,看似残缺,却完整地映照出张鼎丞同志的初心本色;这段拒绝重修老宅的故事,看似简单,却恰恰是他“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这一政绩观的生动开篇。今天,我们从这面残墙出发,一起感悟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 首先是守初心——做人民勤务员,先守一颗为民的赤子之心。张鼎丞1946年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的时候曾经发表一篇讲话,他开篇见山就说“我以人民勤务员的资格参加大会,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最好的人民勤务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要为主人找饭、找米、取衣服、造房子,甚至“主人还有没娶老婆的,还要我的主人有老婆,早生贵子,子孙满堂”。这不是一时冲动的表态,而是他一生的誓言。 青年时张鼎丞就曾题写楹联“应尽一片精诚培养书生强国脉,结交四方先进栽成小子壮民权”,立志以教育唤醒民众。1927年,有朋友问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他说:“我参加革命不仅是因为家里穷,更主要的是为了救国救民,要改革这样的社会。”他拒绝重修老宅,是因为深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资源紧缺、群众生活困难;晚年即便身居高位待遇不低,但他的衬衣始终补丁摞补丁,是因为哪里有灾情,他就把钱捐哪里,谁家有困难,他就把钱送谁家。 其次是干实事——做人民勤务员,要靠实干兑现承诺。张鼎丞的“勤务员”誓言,从来不是靠嘴说的。1928年永定暴动后,他率先发动溪南土地革命,进而将经验做法推广到整个闽西。他白天蹲在田埂上丈量土地、核对人口,晚上在煤油灯下手写分田清单,耐心向群众讲解政策,最终让闽西数十万贫苦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1932年冬,时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看望东门街烈属钟大伯。老人年过六旬,老伴病逝,一子牺牲、一子参加红军,仅与年幼小儿子相依为命,生活艰难。张鼎丞见状亲自为老人劈柴、挑水,嘘寒问暖。回机关后,他推动建立制度,要求干部每周六为烈军属、困难户办实事,即“做礼拜六”,并带头践行,该活动很快在苏区推广,深受军民拥护。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主政福建。他带着福建的广大干部群众重建家园,兴修铁路、电站,发展农业、工业,使各方面事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当时,福建的鼠疫十分猖獗,他请傅连暲帮助解决防疫和治病问题,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旧社会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为福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大实事。 最后是守底线——做人民勤务员,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虽身居高位,张鼎丞同志始终保持“勤务员”的姿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对自己,他一生中留下了“四次辞官”的佳话。对亲属,他更是严格要求,侄子请求他打招呼上大学,他严肃拒绝:“我不是国民党的官僚,你要上大学,只有靠自己的本事去考。”1948年张鼎丞来到山东五莲,此时因为他已经年过半百、长期工作劳累且营养不良,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工作人员想为他安排舒适住所,他却坚决拒绝,主动住进普通农民的草房,仅带简单办公用品。他晚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医生嘱咐要有血压计来经常观察血压变化,按张鼎丞当时的情况他完全可以向公家领取一个但他却自费购买。他逝世后,邓小平、胡耀邦等许多中央领导和老同志要前来吊唁,但家里的沙发有很多破洞,家里人只好临时买来新毛巾将破沙发遮盖一下。 残墙无言,初心有声。这面残墙见证了张鼎丞的赤诚、实干与坚守,见证了他从永定到中央、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始终不变的“勤务员”初心。它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政绩,从来不是刻在碑上,而是刻在群众心中;正确的政绩观,从来不是追求个人名利,而是“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 (作者单位:中共永定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