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那束白菊花

心中那束白菊花

□ 吴爱华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洁白整齐的牙齿，白皙的皮肤，一头乌黑的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圆形的眼镜，这位既美丽又有着清丽气质的女子叫陈康容。站在她的祖屋“望森楼”的门前，我仰望着外墙上她的照片，瞬间被她的气质和时尚的打扮所震撼。

从照片中，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这样的富家小姐，竟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革命。顿时，对她又增添了几分崇敬之情。40年前，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的那年清明节，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为陈康容烈士扫墓，她的墓址就在原抚市烟草站后面那座山上的附近。那天，带队老师在她的墓前，向我们讲述她的英勇事迹，同学们个个神情肃穆，认真聆听……

从那时起，陈康容烈士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连同她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对英雄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和平安定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和维护。为了表达对英烈的敬仰之情，次年清明节的头一天，我和同班的一位发小相邀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张扎花白纸，两人各折了一朵小花，打算第二天为陈康容烈士扫墓时，敬献在她的墓前。后因嫌弃纸花折得不好，只得作罢。当时，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现今，参观她的祖居，唤起了我心底有关她的英勇事迹的一些记忆，以及对她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1915年，她出生在缅甸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陈锡梅早年留学日本，后侨居缅甸曼德勒市，并在那里开了一家照相馆。1930年，她跟随父亲回到永定县岐岭乡下山村探亲，在此期间，她就读于集美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许多学校的热血青年，纷纷起来宣传抗日。在这种形势下，她也和学校的爱国学生一起，经常走上厦门各大街头，教唱抗日歌曲，还撰文呼吁妇女解放，组织女青年成立诗歌读书会。

1934年春，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为躲避风头，她回到缅甸，在仰光华侨女子中学教书。同时，投身于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她才情横溢，不仅擅长写作，还编排抗日话剧。1937年春，她重返苦难深重的祖国，就读于厦门大学文学系。就在这一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厦门工委妇女支部委员，是厦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为了抗战的需要，她毅然中断学业，并拒绝了父亲为她在缅甸安排的舒适生活。1938年5月，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下山村培文馆教书，并以此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春，她同苏联学习回来的黄会斋喜结伉俪。同年冬天，他们的儿子小蛮牛出生。

1940年，她因叛徒的出卖被捕。敌人为了从她口中获取党组织的情况，派她的厦大同窗张耀生劝降。张先从同学之情入手，再用各种好处引诱她，均遭到严厉拒绝。随后，敌人又连续三个晚上对她进行严刑拷打，仍撬不开她的嘴。她在《自首书》上写道，“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何惧剥重皮！”当年的9月17日，恼羞成怒的敌人把她活埋在抚市的一座山上。一个25岁年轻鲜活的生命，不是殉于抗日战场上，不是殉于日寇手中，而是惨死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悲乎！

从此，我们的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小婴儿永远失去了妈妈，一个丈夫永远失去了妻子，一对老人永远失去了一个女儿。暗地里，我在想，饱读诗书，又拥有美貌的她，可以嫁个“金龟婿”，做个阔太太，也可出去谋一份比较体面的职业，可她却义无反顾地回到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祖国，心甘情愿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我想，她一定是为了心中那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和平安定的年代里，这是千千万万个像陈康容一样的英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啊！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巍巍青山埋忠骨，我们的英雄，我拿什么来祭奠她？其实，在我的心里，一直栽种着一束洁白的菊花，那是40年前就已种下的。我想，在每年的清明节，抑或是在想起她及她的英勇事迹时，就如此时，我提笔写这些文字时，我就会拿我心中这束洁白的菊花来祭奠她的英魂。